非常感謝主辦方給予的機會，讓我這樣一名業外的，但是關心著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的學者，能夠親臨現場與大家進行交流。今天我主要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向大家介紹一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以及我們如何通過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結構性轉型來促進中國高質量的發展。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教授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孫立堅

在正式分享之前，我想讓大家明白一個前提，就是企業一定要清楚自己在行業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你們的位置決定了應該完成什么樣的目標，各位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手段一定是不一樣的。我們在推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產能過剩、庫存增加等問題，這為今天的高質量發展帶來了新的問題，所以在這一次雙循環戰略中，我們要有更宏大的格局和更高的定位。

首先，讓我們了解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我想先從美國問題入手，通過分析美國，了解中國經濟處于何種發展階段，以及中國所遭遇的外部問題。美國這些年追尋的是完全市場經濟，出現了“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富貴病，最后導致階層固化，大多數的人找不到多勞多得的公平機會，并且美國還將其內部失衡的原因歸結于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順理成章地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此后，處在第二大國位置的國家，其意識形態與美國無論是近還是遠，美國都會對其使用霸權，遏制第二大國的生存，令第二大國遭遇危機。

今天中國正處于世界經濟第二大國的位置，但絕不能樂觀地認為，中美沖突可以進行簡單處理，這是為什么我們要發展國內大循環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國已經解決了14億人口的溫飽問題，處于中等收入的發展狀態。我們從過去的低儲蓄國家發展成為了高儲蓄國家，這是改革開放40年來各行各業勤奮努力創造勞動價值帶來的結果。但是今天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我們要考慮儲蓄如何轉變為實業投資的動力和活力，避免出現脫實向虛的問題。

拉美以及靠工業發展起來的東南亞國家都出現了儲蓄資金無法流向實業的問題，最后多年積累的實業基礎，通過劣質的結構轉型脫實向虛，導致貧富差距拉大、金融泡沫嚴重，社會負擔增加，經濟失去市場活力。所以中國一定要在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戰略中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只有充分認識以上問題，我們才能做到高質量發展，才能做到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才能使創新驅動和普惠經濟產業鏈和生態結構得到優化。否則，必然陷入國內矛盾激化和實體經濟營商環境惡劣的情境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經濟預測中，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中國這個大規模經濟體，在今年將創下1.5%的增長率，而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將是負增長。這是一個非常樂觀的判斷，疫情爆發之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判斷為1.2%，這樣的改變說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的變化。

對于疫情，我們要客觀判斷。疫情是人類文明共同遭遇的一次挑戰，并不是中國經濟單一面臨的問題，甚至此次疫情的挑戰能夠帶來新的科創動力與新的增長期，印刷業要做的就是抓住機遇，將面臨的挑戰轉變為增長的動力，建立起高質量發展的護城河，激發創新活力，從單純依靠獲取市場份額增長的營商模式，發展為能夠通過制定行業標準提升自己在市場上的核心競爭力，使更多的企業進入到產業鏈的頭部。

世界經濟陷入長周期低谷是我們這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即便如此，我們依然看到一些新的產業、商機在不斷涌現。

今天我們具有世界上最具競爭性的物流，這要感謝國家用好了財政資源，感謝地方政府的社會責任感，是他們與國企聯手提升了中國的城鎮化建設水平，為物流的發展提供非常強大的基礎設施。

除了現代物流外，中國強大的信息流也是新產業的代表，中國正在迎接數字經濟的到來。華為與中興擁有世界最強大的基站建設能力，無論多遠我們都能享受到交流上的便利性，中國的上網體驗超越任何一個國家，中國強大的基站建設能力帶動了新的高質量城鎮化、工業化的發展。

今天許多有格局的企業家，通過電商平臺將發達國家的產業鏈縮短搬到中國，使人民以更低的成本享受更好的物質與服務，這是文明的發展、科技的力量為我們帶來的優惠。但是美國只有頭部高收入的群體擁有選擇幸福生活的權利，大多數的白領階層、黑人等底層人民并沒有感受到世界文明發展給他們帶來的快樂。

中國的數字經濟給予了我們非常多的普惠渠道，讓農產品通過物流、信息流、支付等手段分銷到各地。而淘寶等電商平臺提供了萬眾創業的機會，這種機會也映射了中國未來的創新活力。大企業創新往往是要保證前一批創新產品獲得巨大利潤回報后，才會推出第二輪創新。美國曾經一度認識到大企業的存在遏制了創新力量，因此推出反壟斷法，但在今天并沒有起到很好的效果。美國必須通過企業做大才能保持美元所支撐的世界商業網絡體系，才能控制危機，但不能很好地解決危機。

所以，中國發揮了中小企業的創新力量，而中國政府還將進一步帶動人力、金融、制度等要素新一輪的變革，中國的成功在于政府和市場的良性互動，能夠擺脫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發達國家也逐漸意識到市場的力量是有限的，經濟下行的時候，市場的力量不能帶領經濟擺脫低谷，而出于自我保護減少投資、減少消費來防范未來不確定性的做法，恰恰使得營商環境更為糟糕。

美國將訂單的減少通過貿易轉嫁到中國頭上，讓中國平衡美國的貿易逆差。但美國學者發現，美國的貿易逆差是美國產業空心化的表現，而產業空心化是美國大力發展沒有工廠的制造業所造成的，美國的智能技術得到了發展，替代了今天美國白領、黑人階層的就業崗位，這絕不是中國通過貿易順差搶占了美國制造業的訂單，造成美國人失業。

所以這是美國的“甩鍋”，我們不能期望通過“公平交易”來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無論如何，中國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都無法恢復到過去的狀態。所以，中國的宅基地、流量模式成為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成為中國建立大數據的基礎，成為我們建立新動能的起點。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質變先行，然后做好準備，迎接量變的到來。

今天，我們要做好美國在訂單上卡中國的準備，考慮通過內循環激發中國市場，通過外循環開拓新的市場來解決中國過去高度依賴歐美出口的問題。

中國的產業鏈非常完整，但是短板在于供應鏈。中國缺乏核心技術，這使得我們的產能會出現暫時的休克和過剩，在這一點上美國會盯住我們的頭部企業，利用頭部企業技術依賴海外的問題，卡我們的脖子。

美國看到中國的“好牌”后，便想“據為己有”，例如壓低抖音海外版的收購價格，以及想低價購買中國流量所形成的大數據資產。另外，美國已經注意到中國改革開放40年積累所形成的高儲蓄，美國希望中國的金融市場能夠開放，好讓其享受到中國的高儲蓄。美國的華爾街套路也很簡單，就是使中國的高儲蓄出現“東南亞資本外逃”現象。所以，我們要注意，金融市場的開放一定要以我為本，遵守“一線放開，二線守住”的原則，避免為了解決中美沖突，貿然令資本尤其是金融的流出，這也是目前國家外管局、央行非常重視的。

此外，美國在國家治理上通過減稅、財政發紅包等手段試圖吸引外資企業回歸美國本土，甚至吸引中國企業到美國投資，這將會為我們的發展帶來外部因素的沖擊，尤其是特朗普當選的話，沖擊將非常明顯。

盡管現在的問題很多，但是我們有健康的中央財政。雖然2009年出現了暫時的地方投融平臺的壞賬問題、隱形債務問題，但是留下了良好的基礎設施環境。不過，基礎設施環境只是一個舞臺，它不能帶來政府財政收入的健康發展，所以要招商引資，同時避免同質化競爭，做到攜手共贏，共同打造供應鏈的協同效應，做出讓市場滿意的產品和服務，這也是人口紅利的好處。

因為物流與數字經濟的發展，成就了許多中小型企業，但是如果中小型企業不能將國家、金融體系對它的金融支持轉變為良好的商業模式的話，就會令金融機構承擔未來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如果國家貨幣不能償還債務的話，就會導致人民幣貶值，從而影響人民幣在國際舞臺上的信用。所以今天國家貨幣政策非常謹慎，甚至比一些發達國家還要保守。

中小企業的問題不是融資難的問題，而是創新不足的問題，是今天不能夠產生利潤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尋求高質量的發展。中國有6億人口的人均收入不能達到1000元，如果用傳統模式挖掘內循環的潛在市場，就會出現你想做的事不是你能做的事，好在一些企業利用人口紅利創造了“物流”“信息流”“數字經濟一流”的三流模式，這是我們的“好牌”。

所以大家一定要緊跟中國高質量發展這款列車，做到穩中求進。中國的成功就是確保存量的穩定，尋求增量的突破，繼而將增量的成功進行復制推廣，但絕不能改變存量的活力，絕不能急于求成。

存量要做到基本盤的穩定，但是一些人利用監管漏洞進套利，這是我們堅決不允許的，中國也采取了和發達國家不一樣的監管模式，甚至有些人稱之為“秋后算賬”，但這是中國監管部門對那些采取不負責任做法的企業執行的最嚴格的打擊，是中國穩中求進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監管方式。

第一張，人口。這是流量模式、數字經濟的基礎。

第二張，政府資源。目前中國既不是美國的小政府大市場的完全市場經濟模式，也不是過去中國大政府小市場的計劃經濟模式。我們有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有政府和市場良性互動的經驗，也有試錯中取得的教訓。今天，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協同化發展都在不斷發揮效用，政府創造的良好營商環境，能夠讓企業告別過去惡性競爭，得心應手地發揮專業能力。國內大循環可以充分釋放14億人口積累的能量，帶動經濟增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

第三張，先發優勢。中國已經有引領世界的企業，已經具備發達國家才擁有的先發優勢，今天的數字貨幣、數字經濟就是先發優勢的體現。

以上三張好牌形成了良好的互動，得到1+1+1>3的效果。

第一，金融回歸本源，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

第二，實體經濟不能單純靠基礎設施建設，要結構優化，高質量發展。

第三，對拿著國家支持實體經濟的錢，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為，要強化監督，堅決打擊。

第四，改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方式，不能一味地靠銀行。因為如果全靠銀行，在實體經濟下行的時候，風險要么在銀行身上，錢貸出去收不回來；要么在企業身上，銀行不放貸給企業，企業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些都不利于中國經濟轉型。一個良好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模式，是風險讓投資人共同承擔，共同分散，既不集中在銀行身上，也不集中在企業身上，這也是科創板存在的意義。

以前，我們重視訂單、市場份額、營銷，中國有大量企業在營銷成本上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但是高質量的發展除了尋找訂單外，還要重視消費者體驗，重視產品質量，政府也希望企業具有普惠的社會責任感，所以要追求高品質發展滿足消費者的各類需求。

未來，訂單能不能屬于企業，企業能不能存活，靠的是供給側的力量。供給側的力量不靠四駕馬車給機會，而是靠4種能力：

第一種，治理公司的能力。公司上下要齊心協力、團結合作、共同奮斗，而不是各自為營，利益不趨同，最后造成國家資源浪費，甚至資源被挪用的問題。沒有凝聚力的企業是不可能在未來競爭中活下來的。

第二種，聚焦與專注能力。中國企業不能再做萬金油，不可以不管主營業務，一味追求爆發利潤。過度擴張的多元化商業戰略在經濟下行的環境中是走不遠的。企業要靜下心來好好地打磨業務，做中國的百年老店。

第三種，創新與應變能力。一家沒有核心、關鍵技術的產品、模式成功了，別人很容易復制來搶蛋糕，最后出現惡性競爭。所以我們要開發不能被輕易復制的盈利模式。

第四種，領導能力。企業的營銷模式和領導的格局有很大關系，國有企業的領導如果不重視效益，只關注怎么完成政績，即便手上有好牌，也打不出理想效果，所以領導力是關鍵能力，國企改革最重要的是領導能力的提升。

實體經濟不能單純依靠產業鏈某個環節進行發展，中國未來經濟活力是上下游攜手共進的活力，只要上下游有一個斷層，就會出現整體活力萎縮的問題，這就是微笑曲線所反映的問題。

以前我們根本不重視市場從哪里來，因為全球經濟非常好，中國企業具有成本與產能優勢。但中美貿易摩擦中，一些企業選邊站，斷絕了對中國企業的供應讓我們意識到中國產業鏈不完善的問題。所以，中國一定要有一部分企業走到產業鏈的前端來，成為技術的上游，然后把技術應用發展成商業模式，即供應鏈的孵化，再把成功的產品進行產業化的培育、規模性的拓展，有了產能后跟進服務，繼而將形成的財富轉為下一輪的供應鏈的孵化。

中國企業要想做大，就要為產品找到市場，美國堵住了我們的出口，我們可以通過“一帶一路”走出去，將中國技術和品牌帶出去。如此一來，合作共贏，給對方增加就業，同時海外建廠降低成本的商品通過進博會進入到中國市場，讓中國消費者在沒有人口紅利、沒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情況下，繼續享受物美價廉的商品。

另外，我們正在把海南作為試驗點，在海外形成離岸市場。一個國家的本土國際業務不代表超強競爭力，超強競爭力是在第三方國家還能繼續開展以中國品牌、技術為龍頭的商業模式，這就是所謂的離岸模式。離岸模式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建立一個強大的海外應用場景，我們將不再受美元的制約。